五代（公元935年前后）毛文锡编撰《茶谱》有云：“所谓铁色茶，即安化黑茶也”。从以上记载可以推断，湖南黑茶至少已有一千余年的生产历史。
    据唐代杨烨《膳夫经手录》（公元816年）记载，唐时渠江薄片已运销湖北、江陵、襄阳一带。明史茶法开篇即有“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因制羌、戎，而明制尤密”。这记载即表明了茶法的立法原因和目的，同时也说明了当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茶叶贸易的方式和地位。
    “黑茶”、“湖南黑茶”，虽然生产年代可能更早，但可以确认的历史依据也应来源于这卷“茶法”，因而茶叶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的黑茶生产，始于十六世纪初期。
    明史《食货志》载，万历年间，“中茶易马，惟汉中、保守，而湖南产茶，甚直贱，商人率越境私贩，中汉中，保守者，仅一二十引。茶户欲力本课，辄私贩出边，番族利私茶之贱，因不肯纳马”。二十三年，御史李楠请禁湖茶，言：“湖茶行，茶法、马政两弊，宜令巡茶御史召商给引，原报汉、兴、保、夔者，准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既而御史徐侨言：“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茶行之引，无妨汉中，汉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为宜，亦利番也。但宜法严核，以遏假茶。”“户部折衷其议，以汉茶为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报可。”
    从上面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明代时期，一方面湖南黑茶以价格低，适合游牧民族口味的优势，以民间贸易的方式冲击到了官茶市场，影响了茶法和茶马政策的推行，二一方面，湖南黑茶的主要途径是“商人率越境私贩”，主要是先贩运到川陕，甚至以川、陕茶名义利用历代茶马交易创造的市场，依靠丰厚的利差走私交易，三一方面，湖南黑茶明代中期还是川、陕黑茶的补充。
    那么湖南黑茶是怎么到达遥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市场呢？主要应得益于便利的水路交通。首先是从湖南黑茶的主要产区资江流域上船，经资江、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大部分由长江入汉江，沿汉江到达汉中，到达汉中后经由穿越秦岭的孔道：陈仓道（又称嘉陵道）、褒斜道（又称金牛道）、谠骆道、子午道进入秦岭以北的西安。秦岭栈道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作用，嘉陵、褒斜之开辟远在先秦，子午道成于西汉初年刘邦入汉中之际。《战国策·秦策》记载秦昭王时即“栈道千里，通于蜀汉”，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也发生在这里，可以说褒斜道和金牛道是一条巴蜀地区，通向北方关中地区的道路，也是自古以来蜀国北连周、秦的交通干线，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最漫长、最艰险的一条国道。湖南黑茶到达西安后，即再和其它商品一起集散，向西北甚至更远地区转运。这条运输线一直延用到清末民初。在数百年的时间一直是湖南黑茶的主要流通道路。进入长江的另一部分黑茶则沿长江一直西行，到宜宾后进入四川岷江，运抵雅安、松潘。黎（汉源）、雅（雅安）、碉门（天全）、岩州。松潘是明代川西的五大茶马互市主要贸易地，交易后一路进入康定、甘孜藏区，一路过甘南，进入青海东南部，最后运到西藏、青海各地藏区。
    茶马互市首先兴起并发展于西北地区，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分界线，也是农耕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分界线。进入关中的湖南黑茶是其最重要的流向。它们是怎样运销到其它地区的呢？自迟在汉武帝张骞通西域时，丝绸之路便由长安贯穿西北地区，而达西亚。茶马互市首先在唐代，唐高祖武德八年（625），突厥、吐谷浑等少数民族请求与唐王朝互市，朝廷下诏许之。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新唐书·陆羽传》即有“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的”记载。到了宋代，西北少数民族茶叶市场需求量大增。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牧民无不嗜茶如命。互市交易商品中茶叶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的程度。《宋史·志 第一百五十一》宋代、明代是茶马互市空前繁荣的时期，明代的茶法和茶马互市机构也更加健全。曾在河（临夏）、洮（临洮）、岷、甘（武威）、西宁、庄浪设置茶马司。湖南的黑茶进入官茶的部分也自然由西安通过泾、渭水运，更多则是使用马匹、骆驼转运到上述地区易马。明朝茶禁甚严，“洪武初例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但茶叶的民间贸易一直没有停止。到永乐初年，“茶禁亦稍驰多私出境，”朝廷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弘治三年（1490）接受了御史李鸾的建议，允许西宁、河洮茶马司召集商人运茶，只是限定每次贩运的数量，并收缴40%做官府易马，剩余部分允许商人自由出售。这段时期就是湖南黑茶运销发展最快的时期，湖南黑茶本来产量大，价格低，而少数民族市场又需要，但朝廷为了控制货源和价格一直限制其外销，但最终市场规律还是发挥了作用，其自身的质价优势为其日后独霸西北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
    清代初期，西北的茶马互市沿用了明代末期的政策和渠道，由于四川边茶产量的增加、地理位置的优势，康藏、阿坝方向的边销茶已被四川茶完全占据，湖南黑茶主要流向西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的广大市场。清朝茶马互市逐步演化为商人请引贩运，到达中央政府榷茶中马的销区市场后，一半以实物税的形式交茶马司征收，用于易马，一半由商人自行销售谋利。这种政策给商人和湖南黑茶的销售带来了一些生机。甘肃通志载“茶篦先由潼关、汉中二处盘查，运到巩昌（陇西）再经通判察验，然后分赴各司交纳，官茶贮库，商茶听商人在本司贸易。”从这段记载可看出，茶业的运输途径，一条路是由潼关入陕。根据历史资料西北茶叶销售品种推断，这一路应是湖南黑茶。由汉口上岸后，经已较通畅的陆路由河南进入陕西。另一条路则是已延续了数百年的长江入汉江，汉中上岸，翻越秦岭进入关中的道路，因清朝“汉中府西乡、兴安、汉阴、紫阳、石泉等产茶州县向不设引，只许本地行销，照例征税。”可以肯定汉中所引之茶亦多湖南、四川黑茶无疑。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乾隆时期，民间商人自行贸易的状况已越来越普遍，朝廷对茶马互市的垄断逐步削弱，官茶的库存量越来越大，不得已的情况下“罢中马之制，令商纳税银”的阶段。茶叶的贸易也就更为自由和有利可图，给湖南黑茶的行销又一次带来了契机。
    “罢中马之制”后，西北地区逐步形成了西安及周边泾阳、咸阳、黑茶加工和集散地，甘肃兰州东柜、西柜垄断经营销售市场的局面。伏砖茶，故又称官片、官茶、泾砖、茯茶，是陕西商人在泾阳创制于明初、主要原料为湖南黑茶的紧压茶，一九五八年中央强令迁往湖南益阳加工，至今仍是西北地区新疆、青海、甘肃的最大宗茶叶消费品种。茯茶加工是陕西茶商垄断湖南黑茶再加工和占领市场的主要手段。东西二柜是明清时期兰州销售市场得到政府认可的经营派别的称谓，东柜是山西、陕西茶商的联合组织，西柜则由甘肃回民茶商为主组成。这一时期，大量陕西、山西、甘肃茶商在湖南安化设立了黑毛茶采卖机构，安化小淹镇最繁华时有数百家茶商驻扎，收购加工黑毛茶的景象相似与云南易武。至道光元年（1820年），安化黑毛茶边销、内销量已达3600----4000吨，其中一半以上由陕西发给引票，运至陕西泾阳加工为茯砖茶，再运兰州转销西北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甚至西亚、俄罗斯牧区。另一部分，则由山西、陕西、甘肃商人在安化各埠，就地加工为天尖、贡尖、乡尖、生尖、捆尖、花卷、运往山西、内蒙、陕西、甘肃等地销售。
    咸丰同治年间，陕甘爆发了回民抗清起义，西北地区的茶叶贸易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兰州东西二柜均出现了困难，特别是资金实力相对较弱的西柜，仅剩魁泰通一家，独木难支只好依附于东柜。
    1867年2月，左宗堂担任陕甘总督，到任后先后消灭了回军、西捻军，后又消灭了俄国阿古柏匪帮，收复了失地，同时恢复了政治经济秩序。左宗堂与俄国官员索思诺夫契商讨了恢复中俄通商事项，着重商讨了湖南黑茶运销俄国的事宜。同时为了解决其湖南家乡茶叶的出路和增加税收解决庞大的军政开支压力，对西北的茶务进行了调整整顿，一是下令“豁免积欠课银，停止应征杂捐”，二是恢复东西二柜经营，同时组建新的南柜，南柜茶商主要由左宗堂家乡的湖南茶商组成，得到了当时西北军政府的大力支持，迅速发展了起来。这段时期是湖南黑茶在西北市场取得了决定性优势的时期。左宗棠还与湖南政府协商，规定湖南官府对于领有陕、甘茶票的茶商只征收两成税金，其余八成由陕甘都督府补贴，在湖南协饷内扣抵。全方位的优惠扶持政策，使西北地区茶叶贸易的市场迅速得以复苏，使湖南黑茶占据了西北地区十之八九的市场，同时大量销往俄国。1907年清政府还与俄国签定了《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大量湖南黑茶经新疆进入俄国，正因如此，1942年《边政公论·历代茶叶边贸史略》评价“左氏之制施行以来，乃挽回咸同年间西北茶销停滞全局，亦即奠定60年来西北边销之基础也。”
    民国初年，西北地区茶叶运销制度基本延用左宗棠旧制，但管理已较松懈，1942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征收统税暂行章程》将茶叶税赋调整为15%，取消了贸易限制，西北茶叶贸易又进一步得到了发展。这一阶段，西北茶商数额激增，市场销量进一步扩大，陕南、湖北、四川、云南、浙江、安徽等地的茶叶品种相继进入了西北市场，但湖南黑茶仍占最大份额约70%-80%。五十年代初期仅陕西加工的茯茶年产销量已达五千吨以上。
    湖南黑茶的贸易，是中国黑茶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贸易，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北各省茶叶贸易仍十分活跃，1953年以后，西北各省陆续成立了国营中国茶叶公司各省区分公司，茶叶被纳入了计划经济范畴，湖南黑茶开始按照国家计划调拨、供应、贮存、销售，1981年后的整个八十年代，湖南黑茶还部分被加工成普洱茶调供出口。 1984年后，国家放开茶叶市场计划管理，边销茶还一直按照特殊商品执行计划，当然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边销茶的管理也越来越松散，直至2002年，国家取消了计划。目前新疆，青海茶叶消费仍以茯砖茶为主，近年来湖南黑茶也有少量销售广东、澳大利亚、韩国等其他区域。
    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多年来对边销茶的生产经营一直实行补贴，并给予减免税收和国家贮备的政策，保证了少数民族生活需要，实现了民族安定的目标。